1966年，正当我国完成国民经济调整任务，开始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有着复杂的国际国内的社会历史原因，在国际上，帝国主义的长期敌视、封锁以及中苏关系的恶化，对党在判断国内政治形势、确定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和方针政策时产生极大影响；在国内，党对于如何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还缺乏科学的认识和充分的思想准备，仍习惯于运用在革命战争年代积累下来的阶级斗争经验以及大规模群众性政治运动的方式，来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出现的矛盾与分歧。一场影响全国的灾难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8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两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根据中央通知精神，省委召开了有各地、市委书记参加的四届八次全会（扩大），研究部署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措施，成立了省委文化革命小组。然而局势很快失去控制。以“南大溧阳分校事件”为导火索，引发了江苏高校大批判和揪斗所谓“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狂潮。各学校成立了名称各异的造反派组织，红卫兵运动迅猛兴起。1967年1月，“文化大革命”进入全面夺权阶段。26日，南京地区的造反派非法夺取了江苏省委、省人委，南京市委、市人委的权力。此后，各地、市党政领导机关也相继被夺权。各造反派组织为争权夺利相互之间进行武斗，全省各地陷入了无政府状态之中。3月，中央决定对江苏实行军管。全省各地、市、县也陆续实行了军管。到1967年底1968年初，江苏地区的武斗基本停止，极度混乱的局势稍趋稳定。1968年3月，经中央批准，江苏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实行一元化领导。在此前后，全省各地也相继建立了革委会。

1969年4月，党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进一步系统化、合法化。1970年12月，中共江苏省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这次会议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历史时期召开的，仍继续坚持极左方针。但这次会议的召开，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以来长期没有地方党委的不正常局面，再加上一批熟悉工农业生产的地方干部结合进各级党委，分管工农业生产，这对江苏局势的稳定仍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在省第五次党代表大会后，在省委的领导下，江苏各地区、市、县也分别召开了党的代表大会，重新建立了党委。

1971年，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暴露。在粉碎林彪集团之后，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提出要落实党的干部政策，解放干部。在毛泽东支持下，一大批被打倒的老干部获得解放。按照中央部署，江苏先后开展了“批陈整风”和“批林整风”运动，并适时对党政领导机构进行了调整、充实，陆续解放了一批老干部，充实了地、市、县的领导班子，其中一批有着丰富工作经验的老干部担任了地方党委和省级机关有关部门的主要领导职务。他们恢复工作后，对极左错误和江青集团的破坏活动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抵制与斗争，并重点抓了经济工作，促进了江苏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1971年，我国开始执行第四个五年计划。1971年底1972年初，国务院召开全国计划会议。1972年3月，省委召开全省计划会议，传达贯彻全国计划会议精神。会议要求提高对国家计划严肃性的认识，增强全局观念，注意摆正政治和业务的关系，集中力量搞好农业和基础工业，取得了一定成效。

1973年，省委贯彻中央要求，先后召开了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众团体的代表大会，使瘫痪多年的群众团体初步恢复了活动。江苏各地方和基层的各群众团体，也分别召开了代表大会或恢复了活动。

1975年，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支持下，对工业、农业、财贸、文教、科技、军队等各方面的工作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徐州铁路因帮派分子活动猖獗，混乱情况较为严重，被中央作为全国铁路整顿的突破口。1975年3月，铁道部部长万里率工作组到徐州，在省委工作组和徐州市委的配合下，深入基层，教育干部和群众，大批资产阶级派性，恢复建立规章制度，并对所谓“五一六”分子进行平反，调动广大工人的积极性。与此同时，徐州市在省委的部署下，迅速采取措施，逮捕拘留一批严重扰乱社会秩序、搞打砸抢的帮派分子，很快扭转了混乱局面。经过整顿，徐州铁路分局、徐州市和徐海地区的干部群众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生产形势迅速好转。在徐州铁路整顿的同时，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彭冲还带领省委工作组对南京铁路方面进行了整顿。

在取得徐海地区整顿经验的基础上，江苏省委开始对各行各业进行整顿。在工交方面，着重解决发展方向不明、政策不清、无章可循、管理混乱、劳动纪律松懈等问题；在农业方面，抽调干部组成工作队，深入农村，帮助整顿，落实政策，调整农村的分配制度，鼓励农民搞正常的家庭副业和自留地（山）的经营，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业形势明显好转；在教育战线，狠抓教育质量，整顿学校秩序和课堂纪律，一些富有教育经验的老教师又返回教育岗位，学校教育质量明显提高。

与此同时，省委还重点抓了各级领导班子的整顿。省委要求各地、市、县对各级各单位的领导班子进行普遍的检查，排出“软、懒、散”的重点单位，领导分工负责，限期解决。对领导班子里的帮派头头和投靠帮派拒不改正错误的领导干部坚决调离工作岗位。省委还将一批有着丰富工作经验、立场坚定的老干部调任一些地方的主要领导职务。通过对领导班子的调整和充实，增强了各级领导班子的团结和战斗力，初步改变了长期以来受极左思潮影响形成的派性恶习。同时，省委还加快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从政治上为在“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深挖五一六”运动中受到迫害的部分干部群众初步平反。

江苏整顿工作起步早，成效显著。经过全面整顿，全省的混乱局面得到初步改变，经济形势明显好转。1975年全省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5.43%，农业生产和多种经营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1976年1月8日，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周恩来逝世。噩耗传来，全国人民无不为之悲恸。但江青集团却压制、破坏人民群众的悼念活动，激起了江苏人民的极大愤怒。广大干部群众纷纷来到周恩来曾经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深切缅怀周恩来的丰功伟绩。清明节前夕，南京人民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斗争进一步发展。人们纷纷走上街头游行、演讲，刷写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大标语，参加活动的群众多达几十万人。南京人民的斗争，迅速在全省、全国传开，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江苏的常州、无锡、苏州、徐州、淮阴等地，全国的其他省份，特别是北京，也爆发了类似事件。

1976年10月，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毅然采取措施，一举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的灾难。

作为政治运动的“文化大革命”与“文化大革命”历史时期是有区别的。这一时期，江苏和全国一样，经济也出现较大起伏，但由于广大干部群众排除干扰，坚持生产，经济仍有所发展。10年间，江苏的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递增率为9.6%，整个国民经济保持了较高的发展速度。一批大型重点工程项目先后建成。1968年，南京长江大桥建成通车；1969年，江都水利枢纽工程建成；1974年，由中国自己设计、制造和施工安装的大型现代化炼油装置，在南京石油化工厂建成投产。这些成就的取得，首先是因为，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左”的错误占主要方面，但党中央和国务院仍然抓了经济建设，周恩来、邓小平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尽力维护大局，强调工农业生产不能中断，并尽可能采取措施恢复、发展经济。其次，江苏的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知识分子对“文化大革命”动乱极为不满，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推行的极左的一套，进行了不同方式、不同程度的抵制和斗争。他们在逆境中能坚持抓生产，除了很短的一个时期外，全省的生产指挥系统一直在努力地运转。广大的工人、农民也有发展生产的强烈愿望和要求，始终坚持生产。第三，动乱对农村的冲击相对较小，农业的基础地位没有遭到大的破坏。在工业企业中，大企业受到的影响严重，而中小企业、集体企业基本上仍能坚持生产，再加上动乱最严重的主要是党政机关和思想文化教育领域，大多数基层单位除个别时期外受影响不大。所有这些，保证了江苏经济一定速度的发展。

“文化大革命”是党在领导人民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程中遭到的严重挫折。中国共产党依靠自己的力量，最终纠正了这一严重错误。历史再次证明，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来源：《中共江苏地方简史》（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