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党的领袖中，毛泽东称赞朱德为“人民的光荣”，周恩来高度评价朱德是“20世纪中国革命的里程碑”。因为朱德在中国近现代革命中的经历最全面，由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最典型，他心甘情愿地“投降无产阶级”，作为“红军之父”在人民军队创建史上最具代表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的足迹遍及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向中央写的调研报告最多，明确提出要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朱德的一生与中共党史密切关联，朱德谈学习中共党史对后人有诸多启发和借鉴。

学习党史，要用“革命到底”的坚定信念筑牢思想根基

朱德1886年出生于四川仪陇佃农家庭，受过两年新式学堂教育，深明“读书不忘救国”道理，曾立下“祖国安危人有责，冲天壮志付飞鹏”的远大志向。1909年，他怀着强烈的爱国之心投笔从戎，在云南陆军讲武堂求学期间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而后在辛亥革命、反袁复辟和反段祺瑞独裁统治斗争中，驰骋沙场成为战功显赫的滇军名将。朱德远渡重洋追寻共产党追求救国真理的故事曾被传为佳话。朱德婉拒孙中山重入滇军辅助革命的建议，因为他“对于孙先生及其国民党信徒动辄与这个或那个军阀搞同盟的战术，已经失掉了信心”。对孙中山“为什么不去没有封建制度又有很多进步制度的美国”留学的疑问，他如此答复：“我们愿意到欧洲是因为听说社会主义在欧洲最强大。”“欧洲已经出现了新的社会力量，也许对我们更有好处。”在德国，朱德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一次讨论中，当许多同志惊叹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成就时，朱德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先进的科学技术固然是人类征服自然的成果，但是在资本家手里却变成了压榨工人血汗的桎梏”，“在我没有接触马克思主义以前，曾经认为，中国之所以备受东、西方帝国主义的欺凌，只是因为她贫穷落后；我还想过或许资本主义道路能够拯救中国。可是到德国这两年，我的思想转变了。中国确实贫穷落后，但是不改变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制度，不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军阀和帝国主义，中国将永远贫穷落后，任人宰割！”朱德世界观的改变，代表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发动中国革命的深刻思想认识。此后，朱德一生关于中共党史的总结与学习，始终与他的坚定信仰和意志、党性原则和自觉紧密联系在一起，不论遇到什么艰难险阻从未动摇。朱德经历十年“文革”，依旧信仰坚定，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共产党员受点委屈不算事儿。井冈山、瑞金、二万五千里长征，那么多困难，那么多挫折，我们都熬过来了，现在这点磨难，能让我们丧失信心吗？”1975年春节，他在住处会见前来拜访的宋时轮，在谈到学习时，不断强调共产党人信仰的重要，认为党史学习要追根溯源，要认真“学习马、恩、列的著作，学习毛泽东著作，要活到老学到老”。四届人大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宏伟目标时，89岁高龄的朱德备受鼓舞，多次提笔写下“革命到底”条幅以铭志。临终前不到两个月，朱德还拿着自己看过的新译本《共产党宣言》，到中央党校去看望译者成仿吾畅谈感悟。他忠实践行了终生“革命到底”的誓言。

学习党史，要尊重历史弄清真假马列主义

延安整风是全党同志对中共党史的一次全面系统的学习和总结。1940年，朱德从前线返回延安，参加延安整风，协助清理中共党内路线是非问题。整风期间，朱德作为军事高级干部学习组负责人，认真学习中共党史，他尊重历史，实事求是，注重从党的历次挫折中汲取教训，纠正党在思想方法和思想路线中的偏差。1942的12月4日，朱德在中共西北局高干会上，深刻分析教条主义在党内长期统治的原因，指出，“大多数同志学习马列主义不够，分不清真假马列主义。同时，中国又非常需要马列主义，因此，当错误路线打着马列主义旗号时，大家就相信了。所以，今后必须很好地学习马列主义，使那些冒充的马列主义、假招牌的马列主义非收起来不可”。他高度赞扬毛泽东实事求是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魄力和能力，理论联系实际不唯书不唯上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在系统分析教条主义危害的同时，朱德点名批评王明，指出，“我们党在二十多年奋斗中已经产生了自己的领袖，这就是毛泽东同志，这是在历史过程中锻炼出来的，不但在中国，而且世界上都承认他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所以，我看有些人不要争了，还是坦坦白白、诚诚恳恳地做一点工作……”。作为党内德高望重的长者，与毛泽东有着“朱毛不可分”特殊身份的朱德，在整风中为把全党认识统一到毛泽东思想旗帜下作出了重大贡献。尊重历史，强调从党的挫折中吸取经验教训，在学习和总结党的历史中分辨真假马列主义，可谓抓住了党史学习的根本，有助于党员提高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做党的正确路线的自觉贯彻者和执行者。

学习党史，军人要树立终身为党服务的思想

朱德在德国期间，曾给中共旅欧支部写信，表达个人的学习志向“终身为党服务，作军事运动”。1944年，在延安组织编写红军一军团史座谈会上，朱德特意谈到了《古田会议决议》形成的背景及其在我党建军历史上的重大意义：“关于如何建军，在闽西，当时红四军内部曾发生过争论，表现在四军第七次和第八次党代表大会上。争论点为：军队已发展到一个新规模，需要有一套新办法，就象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上所通过的那样的一套新办法，才能进一步建设无产阶级的新的军队”。古田会议前后，朱德与毛泽东推心置腹地探讨人民军队建设问题，他诚恳地表示“对过去的那些我收回”，以高度的革命自觉，拥护党的决议，坚决执行党指挥枪的原则。朱德在中共七大闭幕式上还特意讲了军人与党的关系，“这一次选举，军队里的负责同志当选的相当多，所以，有些同志担心将来会不会以军治党？这个事情，请同志们放心。因为我们党不是才发展起来的，又经过了整风，又有毛主席的路线的。另外，我们军事干部在各方面一定要无条件去服从党。我初加入共产党的时候，就宣誓服从党。因为我是军人，应无条件的服从党，直到现在还是这样。现在这些军事干部都是党培养成的，我们每一个军事干部都一定要服从党”，“我们的军事干部离开了党，那他就一样也做不成，一样也做不了，一切问题要靠党”。朱德参加南昌起义时，是南下部队的开路先锋，“三河坝分兵”后，他负责指挥起义殿后部队，最后担负收拢失败后四散撤退的起义部队坚持斗争，从而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他的权威诞生于南昌起义后灭顶之灾后的重生，为革命军人如何学习中共党史树立了光辉榜样。

学习党史，要注重调查研究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朱德年事已高，但他敏锐地感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要比民主革命更为复杂、更为漫长，探索任务更加艰巨。为此，他每年都利用2—3个月或更多时间到全国各地视察，对工业、矿业、农业、商业、外贸、财政、交通等领域进行调查研究，提出中肯意见。他建议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主张勤俭建国勤俭持家，对于经济建设中“左”的错误提出纠正意见。他对党无限忠诚，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向毛泽东和党中央汇报调研情况。他认为，“看到的问题就要报告中央，不报告就是不忠实；要不就是观潮派，看到坏事也不讲”。从1951年至1966年，他向党中央提交了108份反映各行各业实际情况的调研报告，其中有98份报告是他亲自主持起草的，其中包含许多符合实际情况的真知灼见。1960年，朱德远赴陕西、贵州、四川、河南4省考察，当切实感受人民的苦难后，立即向毛泽东汇报，阐明自己的调研观点：中国各地地理条件和自然条件不同，物产和生产水平差异大，应因地制宜制定相关政策而不能“求其一律”，农业和工业都要发展商品性生产，以适应国家经济建设和改善人民生活的需要。1965年12月30日，朱德在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扩大的第24次会议上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过去我们是学习苏联经验，现在“我们要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中国搞社会主义建设，既要向外国学习，又不能照抄照搬，更不能“夜郎自大”“闭关自守”，要搞好内外交流，应该让农民致富，群众生活越富越好。《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朱德同志提出了要注意发展手工业和农业多种经营的观点”，是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总结，意义重大。

（作者系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研究员 潘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