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是我国古代社会一个重要转型时期，也是官员贪贿风气较盛行的时代。同时各诸侯国为了生存与发展，各显神通，其中贿赂成为各诸侯国经常使用的政治手段。

　　据《史记·孔子世家》载，鲁国自宣公以后，政权操在以季氏为首的三桓手中。昭公初年，三桓瓜分了鲁君的军权。孔子曾对季氏的僭越行为表示愤慨。孔子仕鲁，齐国惊惧，恐鲁强而兼并自己，遂采大臣黎之计，以美女歌伎八十名、骏马一百二十匹贿赂季桓子。季桓子受齐女乐，三日不听政。孔子政治抱负难以施展，遂带领颜回、子路、子贡、冉有等十余弟子离开“父母之邦”，开始了长达十四年的周游列国。

　　伯嚭是春秋晚期人，出身于楚国一个贵族家庭，后因家难逃仕于吴，得到吴王宠信，屡有升迁，直至宰辅。伯嚭为人，好大喜功，贪财好色，为一己私利而不顾国家安危，内残忠臣，外通敌国，使吴国在拥有优势条件下，丧失有利时机，大败于越，逐渐走向衰亡。勾践灭吴后，伯嚭被越王勾践诛杀，其罪名是“不忠于其君，而外受重赂，与己比周也”(《史记》卷六十六《伍子胥列传》)。

　　关于其贪，《国语·越语上》记载勾践被困于会稽山，无以自保，只好“饰美女八人，纳之太宰”。《史记》对伯嚭贪贿害国的行为及其丑恶形象有进一步的论述，司马迁在《越王勾践世家》、《伍子胥列传》、《仲尼弟子列传》等不同篇章中有多次铺陈叙述。越王勾践在即将惨败、求和不成之际，听从大夫文种的建议，在内宫挑选美女八名，连同白璧二十双，黄金万两行贿伯嚭——此人作为吴国重臣，为了一己私利，不仅不规谏吴王的过错，反而不断站在越国的立场上为越国说话，在司马迁看来，这是有违君臣之道的。

　　司马迁在《伍子胥列传》中还详细记载了伯嚭是如何中伤伍子胥的:伍子胥强硬凶暴，猜忌狠毒，恐怕会酿成大祸。前次大王要攻打齐国，伍子胥认为不行，但大王终于进攻齐国并取得重大胜利。伍子胥因为自己的计策没被采用而感到羞耻，竟反而怨恨。现在大王要再次进攻齐国，伍子胥强行劝谏，败坏毁谤大王的事业，只不过是希望吴国失败来证明自己的高明罢了。如今伍子胥的劝谏未被采纳，因此装病推辞不随大王出征。大王不能不有所戒备，这要兴起祸端是不难的。况且我派人暗中察看他，他出使齐国时竟把自己的儿子托付给齐国的鲍氏。他作为臣下，在国内不得志，在国外依靠诸侯，自己认为是先王的谋臣，如今不被任用，常常郁闷埋怨，请大王早日防备……

　　这段话鲜明表现了其心机之深，用意之毒。其实伍子胥的托子于齐臣鲍牧，只是为了保全子嗣，并没有任何通敌图谋。可怕的是，受贿者向夫差推论伍子胥有可能谋反，更容易打动夫差。本来对伍子胥就存有不满的夫差信以为真，赐死了伍子胥。伍子胥死后不久，吴国即被越王勾践灭亡。贪欲误国，竟至于此。

　　《说苑·政理篇》记载，晏子受齐景公之命治理东阿，上任伊始，便实地调查，了解民情，制订方案，亲自指挥修筑道路，开垦荒地，维护社会治安，净化民俗民风，惩治懒人恶人，处事不卑不亢。经过三年的精心治理，东阿出现“属托不行，货赂不至”，社会安定、百姓乐业的局面。而此时，许多“佞人”四处告状，状告晏子治理不力，没有政绩，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晏子第二次治阿，不修路，不理事，不惩治懒人恶人，决狱断案袒护豪强，“属托行，货赂至”，但赞誉之声却传遍了全国。晏子前后治阿不同行动和效果虽然带有黑色幽默的味道，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齐国贿赂之风盛行的历史事实。

　　贿赂在《左传》中俯拾即是，其运用在外交目的上大致有四种情况:首先是大国向小国索贿。《左传·桓公十三年》载:“宋多责赂于郑，郑不堪命，故以纪、鲁及齐与宋、卫、燕战。”《庄公二十八年》载:“春，齐侯伐卫。战，败卫师。数之以王命，取赂而还。”

　　其次是小国向大国行贿求全。《左传·宣公十四年》记载了孟献子的一段话:“臣闻小国之免于大国也，聘而献物，于是有庭实旅百;朝而献功，于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货，谋其不免也。诛而荐贿，则无及也。”《襄公二十五年》又记载，郑国伐陈，一举攻进了陈国的都城，陈哀公只得向郑国贿赂宗器，郑国接受贿赂后，子产便归还了战俘和所占领的土地。

　　第三是国与国之间运用贿赂达到其特殊的政治军事目的。《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记载了晋楚城濮之战中，晋国采用大将先轸的计谋，成功地用贿赂实现了外交战略。先轸看到晋楚大战在即，齐、秦作壁上观，对晋十分不利，于是提议让被楚围困的宋国去贿赂秦和齐，要求齐、秦帮助出兵抵抗楚国大军。晋许诺在打败楚国后，把楚和曹、卫两个小国的土地分割一部分给宋国以作为宋国贿赂齐、秦的补偿。果然齐、秦在接受了宋国的贿赂后，出面劝说楚国解宋国之围。楚国拒绝其调解，齐、秦大失面子，从而毫不犹豫地站到了晋国一边。先轸的这个计谋，后来成为外交上的一种战略——喜赂怒顽。

　　还有就是在诸侯会盟时，利用贿赂协调政治关系，如《左传·宣公元年》载:“夏，季文子如齐，纳赂以请会。”

　　有行贿者，就有受贿者。春秋战国时期贪贿成风，各诸侯国都有一批贪得无厌的人。楚国令尹子常“贿而信谗”(《左传·昭公二十七年》)，他曾经听信谗言，灭郤氏等三族，逼伯氏逃亡。他只要看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就想占为己有。《左传·定公三年》载，子常看到蔡侯的玉佩和裘袍、唐成公的肃爽马就动了邪念，强索不成，居然就利用权势把前来朝见的蔡侯和唐成公拘禁起来，简直是仗势抢夺。这种明目张胆的索贿行为，在春秋战国时期不是个别现象。

　　(供稿: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上的腐败与反腐败”课题组，课题主持人:卜宪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