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是一个国家历史和民族文化得以传承的特殊基因图谱、独特的“遗传密码”。文字关乎民族的方方面面，与司法关系之密切更是异乎寻常。无论是以语言文字为媒介材料所进行的抽象法律思维，还是用法言法语的表达，特别是“白纸黑字，板子钉钉”的一纸裁判文书出炉，文字承载的司法能量非同一般。文字记录司法，司法彰显文字。司法以文字为主要载体构成的司法文化，文字以本身作为重要的文化形态，共同见证并推动了中华文明。

　　文字的创造带来司法的开启和记忆，文字的发展亦促进了司法的进步。司法与汉字是“与生俱来”，有了汉字，才有司法记载。春秋战国时期，郑国子产首次将法律铸于刑鼎，公诸于众，开创了成文法颁布的先河。出土于河南商丘的匜邑铭文，是西周时期刻在青铜器上的第一篇司法文书，也是颇具首创性的事。“法”字古为“灋”，为象形、会意字。廌为独角兽，“触不直者去之”；从水,平之如水，引伸为公平正义之意。“案”原指桌子，又后指官府文书、案件。“判”是会意兼形声字，“判，分也；从刀，半声”，本义是分成二半，引伸为区分、裁判，定分止争。西周以来，与司法有关的专用名词大量出现，如“狱”、“听”、“断”、“告”、“推”、“鞫”、“谳”、“司”等等，反映出司法的新变化。西周社会，刑、民案件开始分离，“狱”指“相告于罪名”是刑事案件，“讼”为“相告于财货”指民事案件；最早为气、词、色、耳、目的“五听断狱”，以及“三公断案”等。汉朝以左右平、左右正职官名，因法官办案有推定特点，后来司法官名为“推事”。大辟、膑、宫、刖（割鼻）、墨专指夏商刑罚体系，隋唐创立笞、杖、徒、流、死封建制五刑。通过文字记载大量古代法律文献如《唐律疏义》、《大宋刑律》、《元典章》、《大明律》、《大清律例》。

　　文字的特性决定了民族文化的特征，亦体现中国司法的独特性。汉字有音、形、义，且有一字多音，一字多义；西文将文字作为标音符号，仅有音、义，这就决定了两者在思维习惯上很大的不同。汉字的象形、会意、指事有具象性可感性，久而久之，民族思维就长于形象思维；西文以符号意义的字母为文字，从抽象观念演绎意义，长此以往，就擅长于逻辑思维。表现于司法文化上也各有差异。西方重程序，诉讼对抗性强；中国重实体，重和谐诉讼如调解等等，当然两者亦有优势互补趋向。汉字基本词序是主、谓、宾结构，而西方文字多为倒装句、偏正句。用精准文字，准确表述和判定法律关系对办好案件至关重要。汉字词序颠倒，则结果迥异。如古代有一案例，骑马跑得飞快，伤及路人，如何引律定性量刑？“驰马伤人”，重在骑马的人，犯意为故意；而“马驰伤人”，因重在所骑的马，故定性是过失或意外事件，两者在适用刑律上自然是不相同的。 汉字字形相近，而字义相距甚远。如有一杀人的案例，是“用刀杀人”，还是“甩刀杀人”？“用”与“甩”字不同，定罪量刑亦有不同，显然“用”刀杀人的性质更严重。字形相同而音不同，则词义各异。如洪泽县有一件为诉讼证据的凭条上写：“还欠款10000元”而涉讼的案例。“还”字到底读“hai”还是“huan”？双方当事人争执不下，最后法官通过综合证据认定作出判处。中国古代社会行政与司法不分，司法由行政长官兼理，尤其是在县衙，所以在招考官员时要通过“身、言、书、判”，把身体端正、言语正直、汉字书写、判决拟写作为基本考课。而且对判文理由特别讲究法理、情理、事理、文理，使判决的事实、理由、主文顺理成章，水到渠成。如白居易拟判《甲乙判》，还有《明清名公书判》等许多流传于世的优秀裁判文书，既是严正的判决文书，又是优美的散文。但是，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封建皇朝为钳制思想言论巩固其统治，亦有过以无辜罗织罪名将人入狱治“罪”的“文字狱”。宋朝苏轼就因“乌台诗案”而被关押后贬官流放黄州，清朝书商庄廷龙因“文字狱”被抄斩，受诛连者不计其数，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文字狱达100余起。

　　文字随着时代变化而发展，司法也是如此。文化长河因与时俱进着充溢水源才不致干枯，司法也随着时代的步伐与时俱进。晚清在实行司法改革时，大量引进了西方法律理念、理论，刑法才有总则、分则区分，刑罚有了死刑、拘役、罚金、褫夺公权，诉讼法上有了上诉、抗诉、抗告程序制度。但改革也不是将固有的优秀传统文化“连澡盆与小孩一起倒掉”，司法改革同样也要适应本国国情，不然就水土不服，南桔北枳。文字以法律为保障，司法以文字得以彰显，文字和司法可以说自古就是相互依存、相得益彰，共同发展的。

　　(童国梁 作者单位：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