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行政权力授予有据、行使有规、监督有效，防止行政权力的“越位”和滥用？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即将召开之际，新华社记者走访我国东中西部多地政府法制办负责人，倾听他们对推动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心声和诤言。

　　对这些肩负着地方法规合法性审查、规范性文件监督管理、行政执法监督检查等重任的“护法者”来说，让行政权力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运行，是他们对“法治中国”建设的最大期许。

　　健全国家法度　严控“权力越线”

　　“黑头（法律）不如红头（文件），红头不如笔头（领导批示），笔头不如口头（领导交代）”。这句流传于网上线下的“民谣”，形象地描绘出了部分地区行政机关“权大于法”“以权压法”的严重问题。

　　“客观地说，近年来地方政府依法行政意识不断提高，许多党政领导对法制工作的态度从以前‘无所谓’到如今‘很重视’，主动将各类文件草案送交法制部门提意见。”江苏省政府法制办副主任高建新坦言：“但是，依然有不少地方政府行政行为‘出轨’、违法，不仅触犯相关法律法规，而且给社会和谐稳定埋下隐患。”

　　一些地区行政复议案件数量居高不下，正是行政权力“越线”的直接反映。安徽省政府法制办主任张杰透露，安徽去年受理各类行政复议案件8251件，撤销确认违法、和解调解及间接纠错的有33．4％，说明仍有不少地方行政行为跨越法律轨道、影响社会和谐。

　　行政权力“不逾矩”对法治建设意义重大。“如果政府依法行政，就会有更多民众对法治前景保持乐观；反之，如果违法行政现象频现，难免会有更多民众对法治失去信心。”高建新说。

　　浙江省政府法制办副主任夏利阳表示，希望国家尽快制定相关法规，健全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强化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落实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定期清理制度，减少“权力越位”现象，维护法治精神，确保政令畅通。

　　扩大社会参与　防止“特权固化”

　　部分地区行政权力“越线”已从执法延伸到立法层面，或出台不符上位法的地方法规，或下发引发社会争议的红头文件，备受关注和抨击的“发文逼捐”便是一例。

　　广东省东莞市大朗镇一份“摊派教育募捐参考标准”日前就被曝光——“正科6000元，副科5000元，正股（副股）3000元，其他公务员、在编合同制人员、合同制人员2000元”。

　　“地方性政府法规草案多数是政府部门起草，有些部门出于‘好心’，可能会‘要财要人要政策’。”浙江省政府法制办主任孙志丹告诉记者：“有的地方起草法规和政府规章草案存在部门利益、特殊权力法律化倾向，一些部门想通过立法解决机构、编制、财政经费等问题，而要求获得更多编制、财政、行政许可往往是法制办审核中‘排雷’的重点。”

　　广州市政府法制办主任吴明场认为，防止“权力越线”，不能仅关注行政执法过程，更要重视“立法”规矩，在行政立法全过程中增强“利益攸关方”的参与力度，在立法阶段就能防止“部门特权法律化”。

　　“要尽快完善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的立项、起草、审查、决定、公布、备案、解释等制度，起草立法除征求相关机关单位意见外，还要广泛了解基层管理部门、公民、企业和其他组织的意见。”福建省政府法制办副主任黄岩生说：“只有听取与法规、规章有利益牵连的各方人士意见，让利益攸关方进行更充分的立法博弈和妥协，才能有效防止部门特权法律化。”

　　加强“护法力量” 扎紧制度“藩篱”

　　与一些地区行政权力频频“越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不少地区政府法制机构自上而下逐级弱化，“护法力量”相对薄弱。

　　湖南省政府法制办主任陈雪楚告诉记者：“至少80％以上行政法律规定都由县级政府执行，实现法治政府很大程度上着落在基层，但最让我们担心的就是法制机构越往下越弱。”

　　“至少半数县法制办都只有两三个人，而且有的要给领导当秘书、有的要在办公室兼职。”山西省政府法制办副主任刘钢柱说，这使得基层重大行政决策、重大事件应急处理中的合法性审核把关介入不够、不深、不力。

　　武汉市政府法制办副主任彭国元认为，防止行政权力“越线”，不能光靠法制部门单打独斗，而需要通过推广法律顾问、建立立法专家库、开展执法评估等手段，使更多法律人士、专家学者、社会团体、新闻媒体加入“护法队伍”，形成更强大的护法守法氛围。

　　“只有让权力受到法律与民意的有效制约，依法行政才能成为各级各地政府、领导干部的自觉行为，‘越法’行为才可能真正减少乃至杜绝。”高建新说。